地下錢莊業者:恭喜老爺!賀喜夫人!

2009年我就曾為文分析:「強制降低最高利率限制,是拯救百姓亦或圖利地下錢莊?

文中就已經明白說了,利率是一種價格,是一種提早享受的價格。法律強制利率不得超過某個數字,就是一種價格管制。

當價格管制發生,租值消散一定跟著發生,新的遊戲規則也一定被採用。

也就是說,當正規受檯面上政府管制的銀行,被迫用低於成本的利率來做生意,銀行很可能乾脆選擇不借!

立委(我2009年就已經點名賴士葆被稱為財經立委實在是個大笑話)與無知律師操弄下,台灣竟然真的通過下條利率限制的法案?

表面上說要照顧卡債族,殊不知這些卡債族之所以借款利率如此高,就是因為他們債信不足!是銀行擔心他們還不起錢,才針對這群人提供高利率借貸,在大數法則下才可能不賠錢或獲利。

當未能清償人數高到某個程度,就算卡債利率高達100%銀行一樣會虧損甚至倒閉的。

為什麼頂新魏家可以借到99%成數,貸款利率又如此低?還不是因為銀行相信魏家債信夠堅強?!銀行會不會判斷錯誤?當然會!市場就是用虧損才懲罰判斷錯誤或管理失當的銀行。

經營過公司的人都知道,如果公司財務健全且獲利能力也不錯,那每年或每隔幾年,總會遇到不少銀行經理來拜託借款。明明不缺錢,銀行還是用人情攻勢希望公司或多或少借一點。奇怪,為什麼有些人借不到錢?有些人卻是不缺錢,銀行也要硬塞?

「債信」二字而已矣!

換言之,邏輯上很清楚點出:若卡債利率被強迫壓低,那銀行審核債信的程序就會更加嚴格,以避免自身虧損。更嚴格的債信審核程序即更多需錢孔急卻債信不佳的人從正規管道借不到錢,只好投向地下錢莊。

經濟學驗證上,我們可以相信在法規生效之後1年內,報紙分類廣告地下錢莊部分會增長;如果再來一個不景氣裁員,那地下錢莊廣告甚至可以蔓延到蘋果日報網站首頁全版廣告!

你說,假如你開的是地下錢莊或討債公司,現在豈不是該彈帽相慶?!

一如我在2009年的結論,這裡再次使用:

只要能討回來利息,甚至只要討回來本金,大於付出的討債成本,就有人願意冒著風險去幹那些狗屁倒灶之事!

但這一切渾帳事是誰促其發生?正是那些口口聲聲愛民如子的政客搞出來的!

沒有足夠的知識,只憑一股善意、好心的行為,往往只是災難的開始。更甭提善意表面的背後要是不堪入目時,又是怎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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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他人之慨的張忠謀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又主張台幣應該「貶值救出口」。老掉牙的新聞了。

特定產業主張貶值,是怎麼回事?

說穿了,就是希望轉換成美元報價之後,該產業的產品價格可以顯得便宜或財報可以更被美化。我自身就是從事製造出口業,對於這種心態十分了解。

但如果要產品價格顯得更便宜,為什麼廠商自己不先降價?以台積電2012年財報來看,毛利率高達46%,稅後純益率是33.24%,大有本錢削價競爭。為何不「身體力行」地先對自己的產品價格貶值來提升競爭力?

要求央行貶值跟廠商自己主動降價二者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成本分擔。

自己降價,則成本都得自己來承擔。少賺的就是機會成本。

要求央行貶值,則成本是由全體人民來承擔。因為貨幣貶值之後,雖然出口廠商得利,但是進口廠商成本提高的結果是會引發國內物價上揚。

更簡單的來看:你把一塊錢劃掉改標誌兩塊,所有名目物價都要上漲一倍,表面上通膨立即發生。更麻煩的是這樣的處置會讓不少人民與廠商有「通膨預期」,必須採取一些手段來避險。也就是說,假如央行有意讓貨幣貶值成1/2,理論上國內物價應該只上漲1倍。可是廠商與人民可不這樣想,央行假如言而無信,那自己就虧大了。最好的方式應該是多漲一點,來避免未來央行又「隨興所至」地想要進一步貶值。

這些成本,全民負擔。

你說張忠謀是不是搞「慷他人之慨」的招數?昨天的文章我說水母馬是「別人的錢花不痛」,顯然半導體張是「他人買單最爽快」了。

而同樣身為出口廠商,對於這種要求央行貶值救出口的心態,我尚有一點不解:台灣是個沒啥資源的國家,幾乎所有的原物料、技術授權甚至高階生產機器來自於國外。貨幣貶值或許一時可以美化財報或報價,但是長期來說生產成本也無可避免地要同步上升。一來一往之下,貶值對出口廠商而言長期不見得有利。

這種中學生等級的邏輯,何須「博士論文」式的解說?

舉債是救台灣經濟的良方?

馬英九於近日宣稱

…國家的財政十分困窘,但基本上算是穩健,法律規範的租稅上限非常少,目前舉債比重佔GDP的38.6%,不過其他國家都到50、60,「人家還不是活得好好的,很多人說幹嘛怕呢?人家能我們為什麼不能?」。

言下之意,似乎我們的有更高的舉債也無所謂。

是這樣嗎?

舉債是提前享受,付出的代價是利息;如果實際回收小於利息,則舉債後所得收入為負值,也就是敗家賠錢了。

因此,無論是私人舉債,或是公家機關舉債,都會面對到同一個問題:

借錢投資值不值?能不能回收?

公家機關與私人舉債唯一不同之處在於,私人投資講究的回收,可以純粹看未來收入是否大於付出的利息。但公家機關的收入並不止於公家機關本身,而還包含整個社會的收入。

最簡單又明瞭的例子,就是台灣政府借錢蓋中山高速公路,其帶來的收益是全台灣長途道路使用者都獲利。

當然,高速公路對公家機關來說,資金要回收是相對容易的–政府只要攔路要錢即可。

可惜,不是每一種公共投資項目,產權的「收益權能」都像高速公路一樣相對低交易費用。

這又帶來一個最啟人疑竇又難以回答的問題:

公共投資的收益要如何計算?

前面說過,如高速公路帶來的社會整體利益,邏輯上肯定大於等於高速公路所收的過路費。但最起碼,我們還有個「過路費」可以當做判斷基礎。假若台北市政府買一座朱銘藝術雕像放在仁愛圓環中央,社會獲利究竟是多少?就算不出來了。

當然,有些經濟學家會「編織」種種模型來「看圖說故事」,但這些都只是嘴砲,無法驗證。

我們唯一能確定的是,如果無法判斷收益,那舉債投資就永遠說不清合理或不合理。

但,很重要的一點是,如果做這種收益不易判斷的投資的是私人,則該人或該企業的財富增長是可以透過市場運作來判斷知悉的。比如某私人銀行在贊助該雕像;亦或某私人企業贊助某些公益活動。

我們其實說不清企業贊助公益活動究竟能帶來多少「image improvement」,但長期該企業如果能夠生存於市場上,至少我們知道其行銷公關策略不算「該死」。競爭之下,錯誤策略會讓企業自食惡果,反之亦然。

可是政府在多數活動之外卻得以獨立於市場之外,因為其收入來自於行政暴力壟斷–徵稅、印鈔票。

這變成政府舉債從事收益不明的活動,究竟值不值得,就毫無判斷標準。

另一方面,私人舉債投資,影響的是自己的財富收入,無論直接間接。政客讓政府機關舉債,往往於自身財富收入無關。

話說「別人的錢花不痛」。馬英九關於舉債問題犯的最大又最明顯的錯誤,顯然就中了這句格言。

既然是花別人的錢,那麼對於執行細節與對於預期回收真實性的斤斤計較,自然是馬虎且便宜行事。馬英九如果連這點人性基本認識都沒有,那真是「天真活潑」到令人髮指了!

結而言之,我不是反對政府舉債,但我深信政府必須拿出相當理由說服人民,其舉債合理性與未來收益怎麼實現,否則,政府均不應該輕易借錢。這點跟經營一家公司是沒兩樣的。但可惜基於前述對於人性的認識以及真實侷限,我深深懷疑政府能「有效舉債」。

如果我們選出來的政治人物,就只會跟別國的政客比蠢–「別國可以高舉債為何我們不行?–那我們以後乾脆選隻正港水母來當總統,至少不會犯這種幼稚園程度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