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跟工時有關?

天下雜誌有一篇新報導「少子化元凶:企業濫用責任制」。該報導中政大勞工所教授劉梅君提到:

「台灣人工時這麼長,誰有時間養育小孩,跟日本一樣,生育率驟降絕對與工時有關。」

一如昨天我批評交大科法所王立達助理教授的文章一樣,這兩位學者都犯了很基本的邏輯上以及實證科學上的錯誤。

P–>Q; ~Q–>~P 這是大家都懂的邏輯。

政大劉教授的說法,背後邏輯是:「工時長 –> 少子化」;換言之,反過來就是「生育率高–> 工時少」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找到的真實世界事實,是工時長且生育率高,或工時少生育率也低,那麼劉教授的高論當場就被事實駁倒,換言之,劉教授的信誓旦旦也不過是胡言亂語。

根據台灣政府的統計數字,台灣人平均生育率從1958年的千分之41.7一路跌到2009年的千分之8.29 (請見下圖)

而台灣人的平均工作時數(就能找到的統計資料)卻是從1980年的每個月215.1小時(加班平均時數12.4小時)降到2009年的176.7小時(加班平均時數6.3小時)(請見下圖):

兩條曲線斜率均為負值,單純從圖表來看就有相當明顯的正相關。

換言之,在台灣早年,工時時間長且生育率高(也就是一個家庭5、6個小孩以上的那個年代);近年則是工時較短(因為實施週休二日)且生育率很低。

這個統計數字很簡單地把劉教授的理論打了好幾槍,且槍槍斃命!

這些統計數字都在政府網站上,10分鐘不到就能找出來。想不懂台灣這些教授們為何連這麼簡單的研究能力都不具備?

美國許多經濟學研究呈現生育率與收入非常有關。當人民整體收入上生時,中產階級傾向少子,以提高小孩之品質。換言之,人類的生育策略具有「貧困時多子,任其自然淘汰」轉為「富裕時少子,提高小孩生存率與品質」一趨勢。

以我自己經驗為例,我生長在鄉下的傳統菜市場裡,市場裡很多菜販、肉販工作時數長得不得了,但小孩卻是一個接一個生。
光我自己成長所見,就打破劉教授的理論。不知搞勞工研究的劉教授,究竟認識多少真正的勞工?

天下雜誌文章品質之差,未做基礎研究就草率認定少子化與企業責任制(其實就是工時)有因果關係,也由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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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外購、重播節目多,是因為競爭太過激烈,而非不足

請先看此文【重播與外購節目太多,只是頻道欠缺競爭所造成的亂象之一

根據交大科法所的助理教授王立達的看法,現今台灣電視台節目外購、重播甚至置入性行銷之情況多來自於「電視台競爭不足」。此一番經濟學言論犯了很明顯的錯誤。

根據其理論,邏輯是:「競爭不足–>低新自製節目率」,換言之,若我們能查得高節目自製率的真實世界資料,且在其情形下又存在低競爭,則王教授的理論就被當場駁倒。

過去老三台時代,是自製節目最多的時代。根據中華百科全書1983年典藏版中有關台灣電視公司條目:

「臺視開播之初,每周平均播出節目總時數為三十八小時。其中進口的國外影片節目,共十一時五十五分,占總播出時數百分之四十,其餘百分之六十,為國內自製節目。民國五十八年,每周播出總時數增為七十七小時,節目自製率也提高為百分之七十。六十年以後,國內電視已成三臺鼎立局面,自製率不斷昇高。至七十年,三臺播出節目自製率已達百分之八十三。

我們拿老三台時代,1980年初期來看,台灣當時沒有網路、仍有黨禁、報禁,多種娛樂項目動不動就審查、禁止。相對於今天,當時台灣人民的娛樂項目非常少,換言之,電視台的競爭也非常小(記住,競爭不是只存在產業內,而是存在於各種可替代產品間)。將近83%的自製率,卻是誕生於這只有三台且無其他如網路、各式各樣電玩的低競爭環境中。

從實證(emperical economics)角度來看,王助理教授的理論顯然被事實駁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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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義的各50大板

聽法律人發表有關政府或媒體所應該扮演的角色以及應有的作為等言論時,往往會讓人不禁莞爾。

政府媒體 各打50大板

例如上述此篇投稿中,無意義地各打媒體、政府50大板,看似公平持穩的評論背後只是透露著對於真實世界的無知。

1. 媒體與政府官員之誘因各不相同

媒體的目標是提高收視率,對電視公司來說是增加廣告收入,對於名嘴來說亦是增加收入(亦或政治影響力)
如此看來,只要能達成上述目標,言論正確真實與否根本不是他們會關心的重點,而是在於言論是否夠譁眾取寵。

政府官員的誘因並非上電視明辨是非,而是明哲保身,保住官位,以提高個人收入之最大化。
換言之,與人民之資訊溝通是否夠透明、夠全面、夠完整,亦非政府官員關心之所在。而多做(說)多錯,不做不錯的保官原則,才是多數官員所追求的。

上述雙方誘因之不同,我想略有見識的市井小民應該都了然於心。

知悉雙方誘因之不同,就不會痴人說夢式地希望「雙方能夠自制或善盡什麼鬼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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